点看文学:郁达夫用《迷羊》 “托寓”人生

林国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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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自小生长在一户知识分子的家庭,并在18岁时远赴日本留学,期间阅读大量的外国小说 (以俄罗斯和德国小说为主),以致对现代社会的精神面貌,能通过其小说书写,给予批判性的思考与再现。

他的文学作品主观色彩浓郁,尤其表达了自身对旧社会的鞭挞与抗争,以及其社会病态的深刻心理描写。

郁达夫的文学活动更贯穿了自“五四运动”为起点,直至抗日时期数个关键的革命时期,诸多作品都深刻通过 “隐藏式” 的书写方式,揭露革命风暴中,人民的苦闷与不幸,拥有强烈的 “托寓笔法” 。

托寓,或现译为寓言 (allegory) 最早出现于希腊文学鉴赏文章中,一般作为“字面义” (literal) 的对立物而存在。

“字面义”顾名思义指的是字面上的指涉,讨论文本真正处理到的历史与社会脉络;“托寓”则是更为抽象的表达方式,它特指政治、社会风气等,含有隐射的意义,类同指桑骂槐的方式。它一般是一篇含有道德教育或者警示作用的作品,通常以简洁的故事情节叙事,并隐含作者对人生的观察与体悟;早在西元前六世纪,希腊、印度和中国就涌入大量的“托寓”故事,像是“伊索寓言” 和佛教的《百喻经》是经典例子 ,并以传播耶稣信念的《福音书》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们都以“托寓笔法”向人民传道。

郁达夫作为中国革命烈士,也利用“托寓”手法来感染中国人民,非常贴近于詹姆森所提出的“民族寓言”。

写于1926年的《迷羊》,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窥视主角王介成的生活,通篇小说看似述说这名落魄的文人,从粤剧名伶谢月英寻找自我放纵的故事。事实上,《迷羊》隐藏着超越文本的深层结构,即超越表面的情欲享受,而是希望带出当时中国人民迷失的心灵,希望能找到自我生命的肯定,以及其活下去的意志力。

早在1921年的《沉沦》便可看出这样“托寓”意图。它表面上通过一个性格忧郁和心理异常的青年视角,表达当时留日学生心中的压迫与无助,实际上是在隐射国民的不幸,都得归咎于祖国的不强大所致。

“郁达夫巧妙地在作品里,有意识地表现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心中的无声抗议,并且同时揭露他们不幸经历的源头。”

与其它郁达夫的 “托寓”小说类似,《迷羊》源自他的切身生活经历。郁达夫在1926年从日本归国回到广州,目睹中国环境的极速变迁、人民生活的漂泊,以及人民对自我生命的迷失,引发了他创作《迷羊》的契机。

男主角的“第一人称”叙述通篇小说,并通过一系列的经历引导读者思考超越文本以外的意义,正是郁达夫想 “托物寓感”的目的,即能让读者感受到故事与自身经历相近的当儿,也让他们在阅读中,自行发掘文本背后更深层的意义,而非直白道出。

《迷羊》的时代背景刻意设定为20世纪20年代长江沿岸的三座城市,即“A城”、“上海”和“南京”,利用大篇幅描绘一名失魂落魄的文艺知识分子的生活。

《迷羊》的开端,首先介绍男主角王介成是名大学毕业生,在机缘巧合下,他来到了专门能养“脑病”的A城。一次邂逅下,他遇见并爱上了一名粤剧名伶艺人谢月英。他们彼此狂恋,一起生活,甚至一同 “私奔”,远赴南京开始新的生活。

过程中,王介成因为自认自己“完全拥有”了谢月英而欢喜;在她不在身旁时胡思乱想,想尽办法要将她套牢在身边,以获取自我存在的真实感与活下去的动力。当女主角谢月英在经历上海之旅后,对自身的处境感到彷徨与厌恶,自觉她过着的“无根生活”不能持久而选择离开闹失踪,王介成这时从痴情转为病态,开始像发疯似的,到处要把谢月英找到,让她回到自己的身边。这些故事的情节安排与处理,都在利用“托寓”的笔法,托以男主角的叙述,暗示读者,当时的中国人民都在寄予虚实物品(像是人类的爱情)来寻求认可,实际上,心灵是在悬浮、漂泊,内心极为迷茫。

小说更大量描写两人的情欲享受,尤其王介成与谢月英在欢好时,“那种燃烧、那种兴奋,那种热烈…都因而产生剧烈的痉挛似的肢体” 以及 “似梦非梦、似睡非睡闹到天亮” 的场景。

字面上带出的是王介成生活的放荡与糜烂,但实际上,它其实超越了文本,隐藏了其“托寓”的笔法,即委婉带出当时中国人民迷失的心灵。他们希望借由爱人的激情,卑微地找寻自我生命的肯定,以及其活下去的意志力。

小说的结局更采纳开放性的结尾方式,并没明确带出男主人公王介成是否真正找着粤剧名伶艺人谢月英,甚至合好的桥段,只是以作者“忽儿觉得脑门上又飞来了一块很重很大的黑块” ,晕厥后醒来忘记之前的事作为收场,让读者在猜测与疑惑中结束了通篇的阅读,实际上是他通过“托寓”手法,让读者借由男主角的处境,感受其内心起伏不定、极为迷茫的处境。

郁达夫之所以使用这一系列的“托寓” 处理与情节铺排,是想通过小说,隐射1920年代的中国政治时局变化迅速,另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让人民民不聊生、内心彷徨且无助。

他通过 “托寓”手法,利用《迷羊》男主角王介成的叙述与经历,暗示读者中国人民心灵空虚迷茫,并希望人们停止消极,且利用理性角度磋商问题。王介成从理性、到迷失到病态,正是当时中国人民感受到的切身经历。通过《迷羊》,郁达夫希望让读者自行发现问题的存在,并从中觉醒。

郁达夫也利用“托寓”手法反映了中国人民当时心灵的迷失。通篇小说的男主角“王介成”患有罕见的“脑病”,几名医生经诊断都认为他的病情是因性欲不协调所致,劝请他“多交几位男女朋友,可以消散脑中堆积着的郁闷”。

表面上看似是用脑过度,需要排解心中的压力,但实际上郁达夫利用了“托寓”手法,将王介成赋予超越文本的深层意义,即中国人民应该跳脱这种依靠情欲来自我逃避现实的情况,反而应该正视中国人民迷失的处境,积极地找到活下去的意志力。

郁达夫赋予“王介成”的托寓修饰,还能在几个部分视出。例如,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尤其当王介成生病时,谢月英主动探望之后,王介成认为,整个房间“剩下一种寂寞的余温和将晚的黑影”,这看似是王介成对谢月英痴痴的暗恋,实际上却暗藏了“托寓”的隐藏信息——沉沦于美色的背后,是黑暗的内心,无法看见自己的空间。

“王介成”也颠覆了传统男性阳刚和霸气形象,在小说里数次哭泣,尤其他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愿意讲,闲着的两眼角上,尽是流冰冷的眼泪…承载不知多少的重压”, 王介成甚至犹如“热心的宗教狂者,期盼基督再度降临的渴望”。

传统男性占主导性的社会形象完全被颠覆,自我生命的价值不源于自我,而是依靠一个柔弱的女伶艺人谢月英来赋予,苦苦期望每天的幻想中有谢月英的出现。在笔者看来,郁达夫对于1920年代的中国保持着消极且关怀的心态,他认为唯有对自身处境进行深刻的思考,了解自甘堕落所会带来的祸害与影响,才可让人民真正地觉醒。

郁达夫通过一系列的托寓手法,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思考,委婉借由“王介成”提醒读者心灵迷失是极为可怕的,人们必须正式自己的心理问题,采用积极手段来解决问题,从中得到解放。

相反的,被塑造成“一个供人玩弄为职业的妇女”谢月英,则掌握控制王介成绝对的主导权。虽然她的肉体被王介成占有,但她拥有软性实力控制后者的思想与情绪,并拥有绝对的能力能完全抽离自身的处境。表面上身躯看似不自由,但现实状况却恰似相反。

谢月英在决定离开王介成的前一晚“拼死抵住”、不让王介成能进入她的被里去,王介成最终只在朝里床休息,让后者“卑微欲念受了一个打击”;并且一声不响,选择离开过着另一新的生活,让人看出前者对于局势的掌控,是有绝对的主导权。

郁达夫的“托寓” 处理,也就是让读者看见柔弱的女伶艺人谢月英卑微处境的当儿,也要让读者思考超越文本的意义,即消极及糜烂的思想,能任意嵌入并游走于中国人民的思想中;中国人民不能愚昧地接受现实,屈服于糜烂生活中,让心灵迷失,相反的,中国人民必须振作,并且积极改善这种活在“悬浮”空间里的生活。

在《迷羊》里,郁达夫将“A 城”刻画得相当凄凉、冷清。“下了几次雨的A城,天气变得凉冷…公园附近的荷花树木掉落,野草变成黄色;旧日的荷花池里,出了几根林餐的荷根而外,只有一处一处的潴水在那里迎送秋阳”,郁达夫将其大街上的景色进行一次深刻的细节描写,不直接道出人民心中的忧伤与迷茫,而是通过托寓式的方式来带出人民“心灵迷失”的主题。

粤剧名伶艺人谢月英所演绎的曲目也带有托寓的伏笔,例如:王介成在A城观看谢月英演出《逼宫》,台词“同洪水暴发时一样,同时感到了许多羞惧、喜欢、懊恼和后悔等起伏的感情”,这正是中国人民在借由情色、消沉的娱乐方式,来逃离现实的感受,虽然当中参杂着喜悦,但他们的内心仍然充满着羞愧与烦躁的复杂情绪。郁达夫要通过托寓的笔法,让人民直视心中的真实感受,不再逃避自己“心灵迷失”的处境。

即便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王介成和谢月英拥有亲密的互动与行为,但一旦谢月英离开王介成身边,后者变觉得心里踏实,认为生活没有意义,处在一种病态的病态中,尤其 “在被窝里躺着,想这样的被幻想忧恼,横竖是睡不着觉的,并且自月英起来以后,被窝也变得冰冷冰冷了”,让人不禁思考这种懦弱男士行为背后,所要批判、跨越文本的主题是什么,即当时的中国人民迷失的心灵,只能通过寻找消极的娱乐来得到自我生命的肯定,以及其活下去的意志力。

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类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值得关注的亮点,他通过亲密但委婉的笔触,尤其是“托寓”的笔法,深入刻画中国现代人民内心的孤寂、压抑,以及矛盾的情节。

《迷羊》针对1920年代的人民,郁达夫善用“托寓”笔法,在刻画落魄文人王介成,从粤剧名伶谢月英寻找自我放纵故事的当儿,更在文本中隐藏着更深层结构,即希望带出当时中国人民迷失的心灵,希望能找到自我生命的肯定,以及其活下去的意志力,并借由小说唤起人民的觉醒,从迷茫中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