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5

点看文学:莫言短篇小说《枯河》

林国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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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起点是小虎离家出走逃至枯河的时刻。随后沿着第三人称的倒叙方式,叙述“过去时”,即小虎遇到小女孩小珍子、被怂恿上树折树杈、大树看似摇摇欲坠,到最终树杈断了… 小女孩被压伤或压死了、到小虎被歇斯底里地鞭打的整个过程,这些都是要反映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心境,从一开始的被质疑、被迫证明自己直至遭冤枉、有苦难言,甚至最后被无辜遭到鞭打。

这都是作者在情感上的刻意安排,因为莫言擅长描绘人类的感觉,他要通过文章的节奏和氛围、以及其倒叙方式,来强调这一切都是回忆,已经为时已晚,也充满了无可奈何。在文中说:“一个孩子从一扇半掩的柴门中钻出来,一钻出柴门,他立刻化为一个幽灵般的灰影子,轻轻的飘浮起来”,他死后化为灵魂,根本无法回忆起生前的种种,但通过跳叙和倒叙的手法,他要营造的是一种狞厉和凄凉气氛,提醒读者这是个悲惨的事件。

在艺术作品里,形式与叙事手法就是内容。与其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与正常逻辑来叙述,即是主人公小虎因为折树杈惹祸、挨打、离家直至最后死去,《枯河》结合跳叙和倒叙的方式,来制造气氛与悬念,以让读者对小虎的遭遇,甚至对他的死亡产生好奇。

既然小虎的死无可避免,那他死的原因就是关键,而作者就巧妙利用倒叙的方式,将小虎离家出走的原因一层一层揭开,从而揭示导致这场悲剧的社会根源——即是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由少数当权者掌控村民命运的极“左”路线横行时代(导致各自只为自己着想、人心冷漠),以及人物要传达的一种“以死明志、向死而生”的思想,让读者从叙说的“回忆”中,感叹、惋惜甚至感到愤懑。

有空的话,不妨看一看莫言短篇小说《枯河》,说不定能看透人性不为人知的一面。

 

点看文学:韩丽珠《输水管森林》

林国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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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利用输水管作为一种媒介,借用输水管的弯曲复杂造型,以及冰冷的触感作为一种隐喻, 再现当时正在经历重重社会变迁的香港,以及在变迁中,香港冷漠与陌生的社会面貌。

所谓的再现,是通过“约定俗成”,大家拥有共同记忆和共识所建造的。利用输水管这个符码来再现香港,显示了作者作为创造者,在接受者认知过程中,意图塑造某种对香港这个概念的印象。因此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可让许多香港人或是了解香港历史的人士得以使自己的记忆,与文中重建的场景加以联系,并且形成一种认同感。

当时的香港拥挤不已,城市间的楼房都建得密密麻麻。而香港人民主要居住在旧式的公共屋邨里,楼里的水管全都是外露的,并且由走廊一直通向各个单位,如同一座被输水管缠绕的森林。

然而,因为社会的变迁,“输水管”在新住所里已不再是“外露”的,它被改建为“隐蔽式”。原先作者能够通过水管感受到邻居的存在,现在都不能了。另外,作者也利用独留在对面大厦的胖子做联系,不少住客早已搬走,近乎“人去楼空”,只留下他,邻居或许没有注意到他,又或许根本无视他存在,再现了当时的香港社会面貌,即是港民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对旁人漠不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陌生尽显无遗。

作者也数次提及医院的场景,尤其强调医院后巷那一幕。街道冷清,墙上由密密麻麻、向四方八面伸展的输水管组成,像是闲人免进的地方。另,作者也与主角的外婆肠子“出了毛病”并列,用作隐喻,体现作者眼里城市的形态:它是复杂、冰冷、空虚、没有温度,而且是“生了病”的城市。

整体而言,输水管作为全文的贯穿,要再现的是香港没有灵魂、冷漠的社会面貌,人与人之间在这座输水管森林里,都是漠不关心,且陌生的。

点看文学:沈从文中篇小说《边城》

林国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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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曾说过希望在在小小篇幅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那是一种 “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在《边城》中,沈从文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歌颂边地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些人物忠厚善良,慷慨豪爽,单纯质朴。

翠翠的爷爷,不占人便宜。他渡船不收钱,即便船客留下钱,他会用以买烟草相送,夏天还会送茶。这是世情美的表现。再如翠翠,他常帮助爷爷,“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到悬崖半腰上,摘了平时攀折不到手的虎耳草。”从她与爷爷身上看到了亲情美。

有四只船和一个铺子的船老大顺顺也是典型例子。他是资本家却“正直和平不爱财”,不单“欢喜交朋友”而且“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不论是破产的创家,还是游学的文墨人,他都“莫不尽力帮助”。他与乡民的关系融洽和谐,没有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他们。

至于傩送,他在端午节的时候参加湘州的仪式。划船捉鸭的活动结束后看到翠翠一个在河边等爷爷,就特地 傩送派人打火把把小姑娘送回家去,表现了乡亲之间的互相关心和照顾。

《边城》还借景反衬人性的美。沈从文在故事中描写河川明澈纯净,让我们感受到了茶峒小镇,乐观、纯朴、清新的乡风民情。至于白塔作为一个意像也象征乡民的淳朴的生活和民族精神。

沈从文还集合人的各种感官,揭示人物的灵魂和潜意识,发现优美的人性。例如在描写翠翠的梦境和潜意识时写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最后摘虎耳草。这除了表里翠翠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求,也让读者看到她清纯的一面。

沈从文更通过对乡土中国的想象,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就如他在《边城》里构建的湘西社会就是他的理想中的社会。在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太多悲剧和不幸。此外,人与人之间还互相关心照顾,是一个充满爱的温情的社会理想。

这与他心里的城市,形成了二元对立。城里的资本家不会像顺顺那么乐于助人,而是会压迫和剥削穷人。城里的人与人充满了利害关系,尔虞我诈,相互猜忌,是冷漠的社会。这不是沈从文希望面对的。

沈从文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在于都市文化堕落,而城乡文化是健全的。他认为,中国被儒家文化治理几千年,成了中华帝国,没活力。汉人没有热情,而且还有缠足这类封建的习俗。他觉得需要的是边地人民,少数民族他们的热情、朴素、他们的道德和生活方式。

例如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替人渡船却又不占别人便宜。哪怕家里并不富裕却慷慨送烟和茶。这些人不追求物质享受,并没被近现代文明所污染,而是从容、淡然地面对生活。庆祝端午节时划船抓鸭,充满生活气息。

沈从文希望用理想改造现实,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淳朴民风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召唤,唤起人们的正直热情的品德,为古老衰败的中华文明注入活力。可以说,有热情和活力的汉人,以及充满温情的社会,才能构成沈从文理想的中国,即是一个乌托邦也是一个桃花源。

点看文学:黄孟文《再见惠兰的时候》vs 鲁迅《故乡》

林国豪 整理

Unknown

黄孟文在 1968 年发表的《再见惠兰的时候》,在结构、故事和人物上,都与鲁迅 1921 年的作品《故乡》相似。

两篇作品的故事呈现与结构,都是时隔二十载后故地重游,间中遇见儿时玩伴而感叹彼此生疏为故事的主线。虽然都是单一情节,但两篇作品却善于“以小见大”,从小人物的角色中,看出时代的面貌。

《故乡》再现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 当时,农民生活困苦,并深受封建社会思想的严重影响。鲁迅就通过主人公“我”的故 地重游和与人的交流,突出人与人之间冷漠且复杂的心理变化。

黄孟文或在 1968 年进行《再见惠兰的时候》创作时,看见他所处的社会,也同样存在着类似 的问题,即社会的底层人民遭到欺压、不公平待遇,于是模仿前者在《故乡》的呈现与手法,重新带出这个“恒久不变”的社会问题,达到异曲同工之效。

《再见惠兰的时候》也沿用了《故乡》里的工笔写细描法,加以对人物进行入微和精细的特写。《故乡》中,作者介绍闰土出场时,首先描写他的整体身材、红活圆实的手、穿着简陋、之后着重描写他的脸部 的特征:深邃的皱纹、肿得通红的眼睛到眼睛边的细节,凸显生活的坎坷。

《再见惠 兰的时候》虽做稍微的改变,但整体上也效仿《故乡》的描写方式,利用主人公惠兰 大女儿与母亲相似的外表特征,即鹅卵石的面孔、粗黑的眉毛、圆圆大大的眼睛,和 右唇旁的黑痣来介绍人物。但后者则利用了“我”以为看到了“中年妇女”来形容人物, 进而凸显主人公惠兰历经沧桑,苍老不已。不直接用直白的形容词,而是通过“我”的 观察,以及特写客观的人物特征来带出其社会的现象。

人物间的高低阶级之分,也可看出《再见惠兰的时候》拥有 《故乡》的 影子。例如,《故乡》里,闰土一开始虽以“迅哥”称呼“我”,但心知自己在革命年代,命运卑贱,无法和“我”平起平坐,最后以“老爷”尊称,可视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磨灭的鸿沟。

惠兰最终以“黄先生”称呼“我”,看得出黄孟文深受鲁迅写作风格的影响,沿用这种写作手段,来“指黑道白”,讽刺社会对不同 阶级的的不公平待遇。

新马文学的起源,和中国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和 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其创作手法和思想高度,均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孟文作为新马文学的重要一份子,在 1962 年于本地南洋大学攻读中文系, 其接触到的内容与文本就是源自中国新文学。这让笔者觉得,这样的文学与社会环 境,难免会促使黄孟文学习前辈的笔锋与创作手法。

之前提到《再见惠兰的时候》的 小说结构、故事编排与人物描写,就深刻带出黄孟文效仿鲁迅的种种迹象。而两者的 创作和生长时期虽不同,但毕竟同处不稳定的社会中,鲁迅的文字在黄孟文眼里,似 乎引起了共鸣,也造就了他的“再创造”之作《再见惠兰的时候》。